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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790年的一个雨天，法国人西夫拉克在巴黎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泥水。马车走远后，他仍呆在路边想：为什么不能把马车切掉一半，由四个轮变成两个轮，人们不就能“骑行”了吗？他回家就动手设计，经过反复试验，于次年造出了第一架代步“木马轮”。其前后有两个木质车轮，中间连着横梁，上面安一整个板凳。由于无链条传动，骑车人需靠双脚蹬地，车才能缓慢前行。加上车上无转向装置，只能直行，不会拐弯，骑一会儿就满身大汗。严格讲算不上“自行”，但却是“自行车”的雏形，标志着人类开始尝试用车轮代替步行。

　　1922年，16岁的“末代皇帝”溥仪，得到堂弟溥佳敬献给的一辆自行车。溥仪在太监们的“保驾”下，几天就学会了骑车。他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写道：“为了方便骑自行车，叫人统统锯掉了故宫宫门的门槛。”现在到故宫游览，门槛均为活动的拼接状，就是当时溥仪让改掉的。据清宫档案载，溥仪的自行车累计有20余辆，都存放在御花园的“绛雪轩”，实际成为了溥仪的“御用”自行车存车库。就连皇后婉容也在他的影响下，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
　　据1993年太原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主编、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《太原科学技术志》载，太原的第一家自行车行创办于宣统年间，其名为“西法斋”，1927年倒闭。民国4年（1915年），太原又有人出资创办了名为“悦德厚”的第二家自行车行。民国6年（1917年）有人创办了“快利”“进利”等自行车行。1921年后，太原本地人先后开设“凤鸣”“利亿”“广裕兴”“晋源兴”“协和”等五金行和“双星公司”等自行车及其零配件销售的维修点。

　　1921年太原市政公所成立后，明确由省会警察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。为规范市民骑车，强化交通管理，民国17年（1928年），太原市市政公所出台规定，明确自行车的检验、登记、核发号牌均由警察部门管理，要求“自行车车件应求完备，车上应安置手铃，一车不准两人共乘，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，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。若于日落后、黎明前行驶，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，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。”同时，要求巡警的一项职责就是对自行车检查。如发现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规定，即随时处罚。

　　针对许多市民经常在夜间骑行，不可避免地发生碰伤行人等情况，为避免事故发生，更好地规范交通秩序，市警察局要求，自行车夜行必须燃灯。1936年3月30日的《太原日报》，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——“案查各项自行车辆夜行必须燃灯，不得代以手电灯，迭经通伤切实注意取缔，以利通行在案。近查各街通行之自行车仍有夜不燃灯、随意行驶等情形，罪特有违功令，尤易发生危险......倘查有未配置车灯之自行车辆，夜晚随意行驶，应即从严制止通行，令其限期装置车灯。倘逾限仍不配置，务须按照违警罚法严予惩办，以儆效尤”。

　　如某县城一个日军中队要进山或下乡“扫荡”，除几辆卡车、几匹马和马车拉运日军外，伪军和汉奸基本享受不到坐汽车和马车的“待遇”，如何才能跟上“皇军”行军速度呢？只有三个办法解决：要么跟着跑，要么坐马车，要么骑自行车。跟着汽车跑，距离短了还有可能，距离长了则不现实。故伪军、汉奸主要以骑车为主，少量坐“马车”辅之。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，对汉奸骑自行车和敌后“武工队员”骑车的场景使用较普遍。同时，骑自行车还能携带抢来的小型“战利品”。用马车，一方面可以坐人，更主要的是能拉运军用物资和辎重给养，并可以解决“扫荡胜利”后，拉运较大“战利品”的难题。

　　实际上，该车行是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设置的一个工作点。情报站利用车行做掩护，收集信息，传递情报，配合开展军事斗争。笔者老乡清源县东罗村人韩成栋前辈，1946年至1949年在太原绥靖公署、二战区司令长官军政联合办公室，给秘书长吴绍之当副官，与受太行区委派的同村同学时寿之共同推进地下革命工作，二者相互传递情报时大多在时寿之住处，也有可能通过此自行车行传递。笔者认为理由有二，一是该处距督军府近，韩成栋传递情报出行方便；二是时寿之同属太行区情报站。

　　1948年10月，太原城被人民“包围”后，张光曙十分苦闷，想到天津投靠老上司陈长捷。他写给陈的信中有许多牢骚话，全被张全禧看到了，张光曙十分害怕。不久，攻占了天津城，陈长捷被俘。张光曙为找到新的出路，表示愿力所能及为做点事情。张全禧乘势利导，对他说：“老兄，请你帮个忙好吗？”“张老板，你太客气了。平时你待兄弟不薄，有事尽管说吧！”“能行的话，把太原城内的军事布防情况绘成图，就算为太原解放立大功了”。张全禧给他指了条弃暗投明的正路。

　　随后几天时间里，张光曙以“视察”为名，白天到守城各部队实地查看每个据点的兵力部署、火力配备、明碉暗堡、堑壕电网等，晚上把默记的信息标注到图上，用十几天时间绘成了“太原城防图”。张全禧拿到图后，经过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出个较稳妥的办法：把自行车大梁的管子及内胎切割开，将城防图塞进去，再照原样焊接起来。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，张全禧推着自行车，由张光曙护送出城，从城南杨家堡“亲训师”第三团的防区通过。张光曙假说张全禧是他的“卫士”，回太谷县老家安顿家眷，阎军予以放行。张全禧就这样把城防图秘密送到了太原前线司令部。

　　日伪统治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笔者老家清源县东罗村也有个类似人物叫刘景圣。1941年至1946年，他以开设自行车修车铺为名，吸纳地下党员从事革命工作，先后保护了清太徐县委书记张云、游击四大队副政委马真、公安局长张解华、地下交通员张四本及榆太路西县委领导李景文等，护送过到延安参加七大的高岗。1947年，因根据地领导调整，在不清楚其为地下情侦人员的情况下，被八分区公安局误以汉奸罪判刑，1948年病故于狱中。1993年妻子王桂兰提出申诉，经太原市委组织部审核，最终于1995年。山西省委组织部副厅级调研员肖辉为其撰文《特殊使命》，收录于2001年反映太原地下革命工作的专著《龙啸》一书中，并在各类书籍报纸广为刊发。

　　解放前，太原自行车以个体经营为主。1952年7月成立了太原第一车辆修造生产合作社。1954年5月成立了第二车辆生产合作社，108户347人加入。1958年8月成立了太原车辆修造厂，试制成功“双塔”牌自行车。1979年改造为具有年产5万辆能力的大厂，1980年改称太原自行车厂。1982年“铁锚”自行车名列全国第22名。1985年曾生产“永久牌”自行车，累计产量达30万辆的规模。1993年停产，2013年最后一处车间坍塌，太原自行车厂退出历史舞台。该厂职工除少量进入“后勤服务中心”外，大部分进入“咪表”公司，负责收取道路停车“服务费”。

　　2012年4月，公交公司启动公共自行车项目，将其定位于同公交车、出租车、轨道交通的“四位一体”，为公共交通慢行方式。首批建设98个点，一小时内免费，降低了市民出行成本。之后不断推广，因布点多、费用低、停放便利、管理良好等，深受市民喜爱。2019年又购新车5000辆。截至2025年，建成服务点1285个，投入自行车4.1万辆，安装锁桩5.89万个，覆盖建成区220平方公里。据公交公司统计，自2012年4月投运至2025年9月22日，累计租用10.95亿人次，最高日租用56.85万人次，单车周转量最高达20车次，免费租用率最高达99.7%，均居全国前列。

　　1960年，山西自行车队成立。1963年柳丽春、耿建业作为国手参加了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，柳春丽获女子20公里个人赛冠军，耿建业获男子100公里第三。在1964年第二届全运会上，山西自行车队获5项第一。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上，山西队夺5枚金牌。尤其是1979年建成全国第二座自行车赛场后，太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专业运动员，山西自行车运动也飞跃发展。据1995年编撰出版的《山西通志·体育志》记载，从1958年至1990年，山西自行车队共获全国冠军143个，国际比赛中夺冠7个。

　　此后，太原举办了“禹王杯”国际自行车赛，承办了第五届城运会自行车赛，组织了2008年“小轮车世界锦标赛”。特别是2019年以来，连续举办“环太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”，依托东西山旅游公路和娄烦涧河湿地公园，组织了300多公里的公路自行车赛，不仅展示了城市风貌、历史古迹和自然美景，为车手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和挑战，成为宣传太原的五大特色体育名片之一。今年10月19日，又将组织第五届比赛，除20支专业队伍、180余名国内外顶尖高手参加的120公里公路赛外，还有3000名爱好者参加的50公里健身骑游，必将再掀自行车运动高潮。

　　笔者注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有：1989年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《太原文史资料第13辑·庆祝太原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之二》；199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《太原科学技术志》；网友“start”撰写的《昔日车铃响，今朝忆辉煌——太原自行车厂的岁月故事》；网友“贱议你读史”所撰的《为什么汉奸们都喜欢骑自行车?而日本军人却在地上跑？》文；1995年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《山西通志·第四十二卷·体育志》；2008年赵国柱主编，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《太原老城》；2011年贾立进主编的《民国太原》；2019年太原市体育局编撰，三晋出版社发行的《太原体育志》；太原市公交公司提供的《太原公共自行车发展史》；2025年李文清著《凤鸣春·骑车与爬车》；2025年10月11日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官方账号登载的任太堡文《聊一聊抗战时清徐县的那些汉奸》等相关资料。

　　同时，笔者实地参观了甘肃三木和晋中自行车博物馆。著名剧作家赵威龙，太原学院教授康玉庆，太原市体育局局长梁勇、副局长张长青，太原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杜俊峰，太原市第三少年体校校长杨海生，太原市交通局局长赵宏亮、副局长胡敏，太原市公交集团董事长岳旭强、副总经理乔明，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宋文广，市公安局副局长、交警支队支队长续卫东，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高文晋，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张朝辉，太原市行政审批局二级调研员王锁柱，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常跃平，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刘健，太原供水集团董事长张智弘，山西玉龙机电设备公司总经理刘春玉，山西省太原戒毒所原政委张贵虎，红色报纸收藏家卫石东，藏友贾大锦，同仁叶建刚、李龙、郝华贵、安保强、苏建良、张敏、范建姝、李广旭、韩海平、郭红卫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。

　　时中瑛，男，汉族，1968年10月生于太原市清徐县，党员。现任太原市城乡管理局二级调研员。山西省政协晋文化保护传承促进会会员，山西省、太原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、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，山西省、太原市收藏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社会专家，山西潇河文化研究会顾问。起草制定了五部地方性法规，曾荣立山西省三等功、太原市一等功各一次，获山西省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，被中国环卫协会、山西省、太原市表彰奖励30余次。